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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梁啟超在談到報刊的作用時，曾引用西方諺語，說它是“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那么，110年后的今天，作為學術期刊，能否成為中國學術界“之耳目也、喉舌也”，中國學者“之鏡也”，中國學術共同體“之王也”，中國學術未來發展、進步“之燈也”，當今學術“之糧也”，不僅是中國學術期刊人的責任，也是中國學術界值得思考的大問題。
中國學術期刊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期刊的發展進入到了黃金時代，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其一是社科院與社科聯系統主辦的綜合性、專業類期刊，綜合類如《中國社會科學》、《學術月刊》，專業類如《經濟研究》、《管理世界》、《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法學研究》、《歷史研究》等；其二是高等學校主辦的文科學報及一些專業性期刊；其三是出版社與一些學會聯合出版的學術期刊或以書代刊的“集刊（輯刊）”。目前，這三部分構成了中國學術期刊的主體框架，基本上滿足了不同學科的讀者需求。
但是，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學術期刊由于辦刊主體不同，編輯水平有優有劣，所以存在著良莠不齊的問題。概括地說，可以總結為“同質多，優質少”，即低水平、粗放式辦刊的多，而高水平、有經營意識的少；“重復多，特色少”，即內容重復、欄目重復，甚至刊名相差無幾的多，而有特色、有創新、能吸引讀者的少；“綜合多，專業少”，即綜合性期刊偏多，專業類期刊數量偏少；“收費多，付費少”，即許多期刊因為辦刊經費不足，只好收取版面費，而向作者支付稿費的期刊比較少。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除了加強辦刊人的職業道德操守教育外，還必須采取一些剛性措施。比如由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牽頭，組成期刊界、高校、科研院所專家參加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評審委員會”，制定評審條例，對現有的人文社科類學術期刊打分定級，分出甲、乙、丙三類，實行末位淘汰。此活動形成制度，每兩年評定一次，第一次對被評為丙類的期刊提出警告，連續兩次被評為丙類的期刊一律轉為內刊。在此基礎上，培育中國的學術名刊或權威期刊。
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引進西方對自然科學核心期刊的測定法，先后出現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社科院文獻信息中心的“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簡稱“CSSCI”）、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雖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不科學之處，但大方向是正確的。相信通過不斷地改進、完善，能夠反映中國學術期刊的實際水平。
此外，近年來，高校和地方社科院系統為了量化考核方便，紛紛制定了以刊物級別來確定大刊、名刊，進而制定所發論文質量高低的標準。人們對此議論紛紛，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主要觀點歸納為一點，就是刊物的級別與文章質量高低沒有必然聯系，大刊、名刊也有劣作，小刊、非名刊也有佳作，不能以刊判文、以刊定文。這種批評初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但仔細琢磨又感覺它回避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中國有沒有學術大刊、名刊；二是精神產品究竟有沒有商品的附加值。
首先，目前中國學術刊物的級別，是指主辦單位的行政級別，不是學術期刊的行政級別。這本來是計劃經濟的遺存，只是表明刊物的行政待遇和人員職數的多少，并不代表刊物的實際水平，如果以刊物的行政級別來判定刊物是否為大刊、名刊，及其所刊文章的質量高低，顯然是錯誤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批評者的觀點是有其道理的。但是也必須看到，由于各刊物之間在人員素質、選稿標準、編校質量、管理水平等有著很大差異，因此，不加區分地說所有的刊物都存在著既有佳作也有劣作的現象，又犯了與被批評對象同樣的毛病。
其次，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中，學術期刊作為精神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具有了商品屬性，既然每一種期刊都具有商品屬性，就應當承認期刊與期刊之間的附加值是有很大不同的。這種差異，就是大刊、名刊與一般期刊的區別。
學術期刊與中國學術如何互動
經過60多年的發展，中國學術期刊在突飛猛進的同時，學術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須看到，在學術產業鏈的兩端，無論是管理層還是學術界，人們把更多的目光、更多的財力投向了學術產業鏈的“入口”即學術生產上，而對產業鏈的“出口”即學術出版（包括圖書、期刊尤其是期刊）則是重視不夠的，大多還是停留在傳統的計劃經濟的思維階段，把學術期刊僅僅作為一個展示成果、交流信息的平臺，對它的鑒定、評價、引導基本上是忽略的。目前最典型的一個怪象是，學術生產者猶如工程承包商，在項目申請階段，面對無數個部門的層層把關，申請者像小學生考試一樣戰戰兢兢，絞盡腦汁；一旦申請成功，進入生產階段，承包商便搖身一變而成為老板，層層轉包，是優質工程還是豆腐渣工程就要看承包商的良知了，因為驗收階段遠比申請階段輕松、好對付得多。這已成為中國學術圈內見怪不怪的亂象，也是中國學術“泡沫”久吹不破的一個重要原因。
學者與編者作為學術產品的共同制造商，一個擔負“入口”的使命，一個擔負“出口”的責任，應當是利益攸關、風險共擔的聯合體。一個學者的知名度高低、社會影響力大小，是以其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一系列高質量的文章來決定的；而學術期刊有無名氣和影響力，也是看它能否持續不斷地推出高質量的論文來。學者的文章之所以能夠被編者選中，并經過加工，盡快發表，靠得是學者在選題設計上的戰略性和前瞻性，在探索真理、未知領域時所具有的理論功底，以及得當的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編者所代表的學術期刊之所以能夠把眾多學者高質量的初級產品吸引過來，則靠的是對學術信息的了解，對前瞻性、戰略性選題的把握，敬業的人格魅力和編輯水平。學者、編者的有機結合、相互依托，是成就名家、名刊的基礎。
對學術期刊來講，要想與學術研究實現良性互動，首先就要把好出品關，保證產品的質量。處在學術產業鏈末端的編者，既是加工師，又是質檢員，學者的聲譽、刊物的信譽往往系于一身。如果編者對此認識不到位，既砸了刊物的牌子，也是對作者的不負責任，更加傷害了讀者，褻瀆了“學術”。作為學術期刊的代表，編者與作者的關系既是“朋友”，又是“師生”。之所以說是“朋友”，是因為編者與作者的大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想通過在不同環節上的辛勤努力，使制造出的產品，為中國文化的傳承乃至造福社會貢獻一份力量；之所以說是“師生”，一方面是因為編者是作者文章的第一位讀者，通過閱讀有創新的文章，既加深了自己所熟悉內容的理解，也豐富拓展了自己的知識領域；之所以說是“老師”，另一方面是因為即使是學富五車的作者，也難免百密一疏，也有文字、語言、結構、引文上的疏漏和偏差，需要編者在審讀加工環節查漏補缺。正是這亦“友”、亦“學”、亦“師”的三重關系、三種角色，要求編者應當把對文章的觀感真誠、坦率地反饋給作者，尤其對擬列入選題的文章，更是要充分與作者交換意見，提出建議，幫助作者在初稿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思考和完善。
其次，在及時、快捷地將高質量的學術產品推向社會的同時，還要注意搜集學界對該產品的意見、反映。對一些有爭議的話題，可以有意識地圍繞此話題召開小型的研討會，或者組織文章展開辯論和爭鳴，這不僅僅是活躍學術氣氛，也是推動學界對此問題研究的深化，擴大該產品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和競爭力。
再次，學術研究是一種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視野的差異，會形成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認識，而一些旨趣相同、觀點相近、學說相似的學者一旦形成規模，積以時日，則有形成一個學派的可能。但目前，從總體上看，中國學術界的學派意識并不強烈，目前表現活躍的只是同一師門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相互間的個人情誼，而這又容易因利益關系形成一種“幫派”。因此，學術研究在未來的發展中，需要在學者圈內強調“學派”而不是“幫派”。作為學術期刊來講，也需要當仁不讓地承擔起培育、扶植、保護學派的責任，與學術研究相向而行、積極互動，只有這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才能落到實處。
作者系學術月刊雜志社總編輯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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